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傅高义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精通中文和日文。傅高义的逝世也引发中美两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担忧和感叹：美国理性、务实看待中国的政治圈和知识界人士是否越来越少？随着美国更多少壮“鹰派”的崛起，中美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这样评价傅高义，“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今年12月1日，傅高义曾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2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以傅高义为代表的一批年纪较长的美国“知华派”，基本是以历史和文化角度切入，其目的是推动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中美之间的交流。
“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是从‘有些好感’或至少是‘好奇心’开始的，继而更深入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刁大明表示，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今天美国许多“少壮派”中国事务学者，研究中国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对抗中国”，他们研究中国的起点和基调从一开始就是“对抗”与“敌视”，而他们也将这一观点和情绪传导给了更多美国大众。
“于是，随着傅高义这样一批老一代的中国事务专家，因年岁渐高而不可避免地离去，也自然引发了公众对于‘理性的对华态度在华盛顿越来越失去声音’的担忧，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颇为动荡紧张的时刻。”他这样表示。
2018年曾于傅高义在哈佛大学的家中采访过他的一名中国记者对《环球时报》回忆说，两年前，傅高义就曾对他感叹，美国学者做中国研究更不容易了，“因为他们怕说错话、出问题。学者之间谈话没有透明度，不能直率谈问题，研究就很难做。”当时，中美两国正值建交40周年之际，但却在贸易、南海、网络安全等领域频频爆发摩擦。
这名记者也曾问傅高义，“像您这样的中国老朋友是不是在华盛顿越来越少？”当时，这名著名学者的回答是，美国年轻学者中希望中美关系向好的仍然有很多，“不仅仅是老一辈人”，比如自己的学生中就有很多，只是他们的研究环境变得更不容易了。
“他承认华盛顿现在对华有很多看法，但发声的人未必都是中国专家，很多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加开放，为更多中美学者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这名中国记者回忆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陈征曾在2011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傅高义有过一次短暂的互动。她回忆起当时正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充满困扰，傅高义对她的指导让她“大开眼界”，中美学者在做研究时方法和思路上的巨大差异，“他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
陈征告诉《环球时报》，她认为傅高义的离去是美国学术界的一次重大损失，也希望更多美国学者能像他一样拥有对中美关系“冷静、客观”的看法，在两国间发挥积极作用。“我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为三大类：强硬派、温和派、第三种力量。傅高义属于第二种，而拜登拟任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属于第三种，他们强调竞争，但试图避免军事冲突等不可逆转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对《环球时报》表示，其实，像傅高义这样的美国“温和派”学者依然存在，比如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等，他们对中美关系仍然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也在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在当下的中美环境下，他们的意见不够响亮，没有成为主流，但至少这些声音并没有消失。
“傅高义本人非常反对特朗普政府后期对中美人文交流设置的种种限制，因为这只能使两国互不了解日益加深。”陶文钊和傅高义本人有过多次交流，他表示，当下已被严重破坏的中美关系已不能仅靠小修小补才能重建，而是需要一整个框架，而在新框架的构建中，两国人文交流需要扮演重要渠道，这也是拜登政府需要面临的严峻任务。而对于中国而言，也应避免把说了一些“可能中国不喜欢听的话”的美国学者直接贴上“鹰派”标签，因为这样会缩小中美学者交流、乃至中美整体合作的空间。
“尽管当下两国关系非常糟糕，但是华盛顿仍有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我们必须找到与中国合作的办法以避免冲突。”半年前，傅高义最后一次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曾这样表示，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但两国的确存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而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美中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世界不会被分为敌对的几块。而找到这样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他这样感慨道。
